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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三大中医

李时珍

李时珍(明武宗正德13年-明神宗万历21年,即1518年-1593年),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生于蕲州亦卒于蕲州。李时珍是中国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医学家、药学家和博物学家之一,其所著的《本草纲目》是本草学集大成的著作,对后世的医学和博物学研究影响深远。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人,汉族,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儒略历1518年7月3日,合新历7月13日),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3年)。
好读医书,医家《本草》,自神农所传止三百六十五种,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苏恭增一百一十四种,宋刘翰又增一百二十种,至掌禹锡、唐慎微辈,先后增补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种,时称大备。然品类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而析为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时珍病之。乃穷搜博采,芟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曰《本草纲目》。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厘为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标正名为纲,余各附释为目,次以集解详其出产、形色,又次以气味、主治附方。书成,将上之朝,时珍遽卒。未几,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其子建元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时珍官楚王府奉祠正,子建中,四川蓬溪知县。

太医生涯
1551—1557年这段时间内,封建皇帝征如医官,下令各地选拔医技精湛的人到太医院就职,于是在武昌楚王府的李时珍,也被推荐到了北京。  关于李时珍这一段在太医院工作的经历,史学界有诸多争论,有人认为李时珍曾出任太医院院判(正六品),但也有人认为他只是担当御医(正八品)。无论其职位高低,李时珍被荐于朝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太医院的工作经历,有可能给他的一生带来了重大影响,为他创造《本草纲目》埋下很好的伏笔。 这期间,李时珍非常积极地从事药物研究工作,经常出入于太医院的药房及御药库,认真仔细地比较、鉴别全国各地的药村,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同时他还有机会饱览了王府和皇家珍藏的丰富典籍,与此同时他也可能从宫廷中获得了当时有关民间的大量本草相关信息,并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领域。谈到这一点,就必须联系到明代宫修的另一部著名本草书籍——《本草品汇精要》。 2002年,中国文化研究会全文影印出版了《本草品汇精要》,该书是明孝宗于弘治16年(1503)8月下诏太医院编修的一部国家药典。在司设监太监刘文泰的组织下,一个设有总督、提调、总裁、副总裁、篡修、验药等9种职位的修撰班子组成,包括誊录、绘画人员在内共49人。在经历一年半修订后,药典编纂完成。编撰者按照宋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旧例顺序,把入药之物分为玉石、草、木、果等10部,每部分为上、中、下三品编写,全书共收药物1815种,正文用朱墨两色分写。正文之前绘有精美的彩色写生图达1358幅之多,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彩绘图书。 李时珍是在距此事约50年左右进入太医院任职的,他不可能对前朝旧事一无所知。而此时孝宗后继位的明武宗已逝,明世宗也已出任皇帝30余年,对故去的疑案未必再加关心,所以封藏在宫中的《本草品汇精要》有可能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得以窥见,因此不能排除李时珍在太医院工作期间很幸运地看到了此书。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促使他意欲编著一部能超出此书的新本草专著,而在太医院的工作环境是不可能满足他的想法、实现愿望的,因为李时珍淡于功名荣禄,所以在太医院任职没有太长时间,就托病辞职归家了。 著作本草纲目 在李时珍任职太医院前后的一段时期,经长时间准备之后,李时珍开始了《本草纲目》的写作。在编写过程中,他脚穿草鞋,身背药篓,带着学生和儿子建元,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广大地区,以及牛首山、摄山(古称摄山,今栖霞山)、茅山、太和山等大山名川,走了上万里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800多种,历时27年,终于在他61岁那年(1578年)写成。 《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出版后,很快就传到日本,以后又流传到欧美各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传遍五大洲。早在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即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他的大理石雕象屹立在莫斯科大学的长廊上。不仅对中医药学具有极大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16世纪中国有两大天然药物学著作,一是世纪初(1505年)的《本草品汇精要》,一是世纪末(1595年)的《本草纲目》,两者都非常伟大。” 《本草纲目》有一百多万字,记载了一千八百多种药物,每一种都有图,是中药书籍中一部伟大的著作,已经被译成几国文字,在全世界流传。明李时珍著。 五十二卷。书成于万历六年(1578年)。 全书共分为十六部、六十类。 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 药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张。 对每种药物以“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形态、栽培及采集方法等;“辩疑”、“正误”考订药物品种真伪和纠正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修治”说明炮炙法;“气味”、“主治”、“发明”分析药物的性味与功用;“附方”搜集古代医家和民间流传的方剂共一万一千余首。 并附有一千一百余幅药物形态图。内容极为丰富,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十六世纪以前药物学的经验,是中国药物学、植物学等的宝贵遗产,对中国药物学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濒湖脉学
李时珍感其时代的中医脉学存有缺憾甚至谬误繁多,便依其父李月池所著《四诊发明》及历史上其他多家脉论精华,于1564年(明·嘉靖43年)编著成《脉诀》,即《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为李时珍晚年所著,以号命书,是为“濒湖脉学”。《濒湖脉学》撷取明以前脉学之精华,载有二十七种脉,书中对于其中同类异脉的鉴别要点及脉象主病,均编成歌诀.便于记诵。本书说理透彻,形象生动,易学易记,适合中医基层医务工作者和脉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该书语言简明,论脉清澈,不但把临床复杂脉象总结归纳成基本的27种脉象,而且还把主要内容,即脉象、相类脉鉴别、脉象主病,皆以韵文歌括形式撰述,便宜诵记,因此上其书流传深广,历来受医家推崇。 《濒湖脉学》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实为中医典坟之作,是李时珍对中医学的巨大贡献。

李时珍墓
李时珍于1593年逝世,享年75岁(虚岁为76岁);李时珍逝世后遗体被安葬在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竹林湖村。到今天为止,蕲州一带的中医每年清明都要到墓地朝拜,许多人常把坟头的青草带回家以消灾灭病。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对人类作出伟大贡献的这位科学巨人,1954年,将其坟墓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蕲春县人民政府对墓地进行了修缮,碑前青石上刻有著名人物画家蒋兆和所画的李时珍像,墓前另立石碑,上刻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题词。
1978年,湖北省文化局重修李时珍墓,并初具陵园规模。
1980年,在陵园内正式建立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机构——李时珍纪念馆。整个纪念馆占地面积50000平方米,由本草碑廊、纪念展览、药物馆、百草药园、墓园五大部分组成。纪念馆仿古大门上镶嵌着邓小平同志于1987年7月8日亲笔题写的馆名。纪念馆的展品 主要有历史文物、文献、药物标本、图表、照片、画像、雕塑等1000余件,形象系统地介绍了李时珍的生平和《本草纲目》的伟大成就。藏品中有诸多古籍善本,尤以《本草纲目》自明清以来的各种版本弥足珍贵。建馆20多年来,纪念馆已累计接待中外宾客300多万人次,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东璧堂折叠编辑本段 东璧堂是李时珍于1558年从太医院还乡后创立的堂号,李时珍三十五岁被荐入太医院,不久辞官返乡,致力于行医和对药物的考察研究,在此期间,以自己的字——东璧为堂号,创立了东璧堂。

故事典籍
死人诊活
一天,李时珍和大徒弟王广和来到湖口,见一群人正抬着棺材送葬,而棺材里直往外流血。李时珍上前一看,见流出的血不是淤血而是鲜血,于是赶忙拦住人群,让抬棺材的人停下来,众人听了,面面相觑,不敢相信。李时珍看出了大家的心思,反复劝说,终于使主人答应开棺。先是进行了一番按摩,然后又在其心窝处扎了一针,不一会儿,就见棺内的妇人轻轻哼了一声,醒了。不久之后,这名妇女又顺利产下一个儿子,原来这名妇女是因难产而陷入假死。 活人诊 李时珍还可以“活人断其死”的。一天,有家药店老板的儿子大吃大喝后,纵身翻越柜台,请李时珍诊脉,李时珍告诉他,小兄弟,你活不了三个时辰了,请赶快回家去。众人都不信,那个药店老板的儿子更是大骂不止。果不其然,不到三个时辰,这个人便死掉了。原来是此人吃饭过饱,纵身一跳,肠子断了,内脏受损。 1551 年,明宗室武昌楚王闻知李时珍医术精湛,聘他到王府主管祭祀礼仪和医务。李时珍本不愿与皇亲国戚交往,但考虑到楚王也许会帮忙,使朝廷答应重修本草,于是就打点行装进了王府。不久,便因治愈楚王世子的暴厥和其他不少人的疑难杂症而名扬朝廷,被举荐担任了太医院的医官。这太医院,是明王朝的中央医疗机构,院中拥有大量外界罕见的珍贵医书资料和药物标本。李时珍在这里大开眼界,一头扎进书堆,夜以继日地研读、摘抄和描绘药物图形,努力吸取着前人提供的医学精髓。与此同时,他多次向院方提出编写新本草的建议。然而,他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遭到无端的讥讽挖苦与打击中伤。李时珍很快便明白,这里绝非自己用武之地,要想实现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只有走自己的路。一年后,他毅然告病还乡。 1552年,34岁的李时珍着手按计划重修本草。由于准备充分,开头还比较顺利,但写着写着,问题就来了:所谓本草,是古代药物学的代称。它包括花草果木、鸟兽鱼虫和铅锡硫汞等众多植物、动物和矿物药。由于其中绝大多数是植物,可以说是以植物为本,所以人们又将药物直称为“本草”。东汉《神农本草经》成书,到李时珍诞生前的400余年间,历代本草学家都有不少专著问世,但却从未有一部能概括这一时期药物学新进展的总结性著作。李时珍责无旁贷地挑起这副重担,并意识到了它的分量,却仍未料到,药物是那样的多种多样,对它们的性状、习性和生长情形,很难全部心中有数。比如,白花蛇,同竹子、艾叶,本是蕲州的三大特产,可以主治风痹、惊搐、癞癣等疾病,是一味贵生药品。但他从药贩子那儿买来的“白花蛇”,有时是另一种蛇冒充的,跟书上描述的大相径庭。那么,真正的白花蛇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为了解开这个谜,李时珍曾跟着捕蛇人亲自上山,捕捉到一条白花蛇,仔细一看,果然和书上讲的一模一样。 从此,李时珍走出家门,深入山间田野,实地对照,辨认药物。除湖广外,先后到过江西、江苏、安徽、河南等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行程达两万余里。那些种田的、捕鱼的、打柴的、狩猎的、采矿的,无不是他的朋友和老师,为他提供了书本上不曾有过的丰富药物知识。李时珍 李时珍 李时珍一路考察,一路为父老乡亲们治病,深受人们尊敬与依赖。有位老婆婆,患习惯性便秘达30年之久,虽多方治疗,终不见效。李时珍运用从民间学来的偏方,以适量的牵牛子配成药,很快就治好了她的病。还有个妇女鼻腔出血,一昼夜都止不住,怎么治也不见效。李时珍用大蒜切片敷贴患者足心,不大工夫血就不流了。这个方子,也是他从民间采得的。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李时珍深切地感到,这广阔的田野上,处处都是知识的天地,日日都会有新的收获。就这样,李时珍几十年如一日,在医学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理想:1578年,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终于脱稿了。 遗憾的是,李时珍生前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终身为之呕心沥血的这部巨著印行。1593年初秋,这位75岁高龄的老人告别人世时,《本草纲目》还在南京由书商胡承龙等人主持刻版,直到3年后才印出书籍。 3.李时珍自幼聪颖善对,还没上学就跟着父亲认熟了好多字。他刚入学时,私塾先生望着被树木环抱的远山,出了上联:“远声隔林静。”李时珍当时虽然只有八岁,但见朝霞分外明媚,过往旅客早已登程,便脱口对道:“明霞对客飞。”先生大为吃惊,决心加倍关照。 有位药铺主人,膝下有一个女儿,聪慧而美貌,为了给女儿选择一个才华出众的男子结为伴侣,决定用药名作上联征婚:“玉叶金花一条根。”许多求婚者望联兴叹。其中有一位姓马的青年为人忠厚,只是略欠文采,他不得不求李时珍帮忙。李时珍少年助人为乐,脱口对道:“冬虫夏草九重皮。”铺主见马公子比较英俊,又交给他上联,限一天对上。这上联是:“水莲花半枝莲见花照水莲。”马公子只得二请李时珍对出下联:“珍珠母一粒珠玉碗捧珍珠。”铺主看后非常高兴,随即再出上联“白头翁牵牛耕熟地”,限半天对出。马公子无奈三求李时珍。李时珍为了成全这桩婚事,稍假思索,用“天仙子相思配红娘”作下联。铺主十分满意,当即答应订婚。 当地郝知府对医药略知一二。一次中秋赏月时,风吹灯笼熄,原来是灯笼破了三个窟窿,便口占上联:“灯笼笼灯,纸(枳)壳原来是防风。”因一直续不出下联,只好找李时珍对出下联:“鼓架架鼓,陈皮不能敲半下(夏)。” 又有一天,郝知府去拜访李时珍。走进院后,看到从竹不禁赞叹:“烦暑最宜淡竹叶。”李时珍随口对道:“伤寒尤妙下柴胡。” 郝知府看到几株玫瑰,不胜感叹:“玫瑰花小,香闻七八九里。”李时珍笑着答道:“梧桐子大,日服五六十丸。” 郝知府是外地人,见李时珍如此投机,又吟出一联:“做官者四海为家不择生地熟地。”李时珍笑道:“行医人一脉相承岂分桃仁杏仁。” 郝知府拿起李时珍为他开的处方,自言自语:“纸白字黑,酸甜苦辣五味皆有。”李时珍手中毛笔尚未放下便说:“杆硬尖软,采晒炒切炙百合俱全。” 就这样,宾主唱和属对,沉浸在妙思雅兴之中,不觉天色已晚,郝知府起身告辞出门说道:“神州到处有亲人,不论生地熟地。”李时珍笑道:“春风来时尽著花,但闻藿香木香。”[2]

贡献
《本草纲目》
湖北蕲州人氏李月池、李时珍父子系 明朝名医,名扬遐迩。李时珍因直面 评点包乡绅《本草书》之谬误,而结 怨乡绅。楚王子患怪疾遍访四方名医 均未奏效,经李时珍诊治而愈。李时珍不要功名利禄,但求重修《本草》 ,被安置于太医院内,但修书奏章却 被皇上驳回。于是,他便辞职返归故 里,依旧修书不辍。其间,虽遭包乡 绅讥讽与刁难,却获百姓支持。为考 察药物,李时珍带徒弟庞宪,踏遍千 山万壑,详征博采。后又遇魏郎中, 三人同心同德,备尝艰辛,详细记述 各类药草。一次,所录笔记被恶道士 抢去付之一炬,老魏为抢救笔记跌死 于山崖。李时珍受此挫折,未曾气馁 ,继续修书。后故友田恒帮助他刻印 《本草纲目》。李时珍呕心沥血三十 寒暑,年已老迈,方成此书。此时, 包乡绅欲包揽刻印,为李时珍坚拒。 田恒为刻此书,却被问罪入狱。《本 草纲目》洋洋五十二大卷,至李时珍 离世后,始得以流传民间。 李时珍造像(蒋兆和绘制)在李时珍任职太医院前后的一段时期,经长时间准备之后,李时珍开始了《本草纲目》的写作。在编写过程中,他脚穿草鞋,身背药篓,带着学生和儿子建元,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广大地区,以及牛首山、摄山(古称摄山,今栖霞山)、茅山、太和山等大山名川,走了上万里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800多种,历时27年,终于在他61岁那年(1578年)写成。 《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面对浩瀚的本草宝库,如何驾驭、操纵它便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李时珍最大的贡献之一。他不仅解决了药物的方式、检索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植物分类学方面的新见解,以及可贵的生物进化发展思想。李时珍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莱、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书中还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 《濒湖脉学》 折叠 李时珍感其时代的中医脉学存有缺憾甚至谬误繁多,便依其父李月池所著《四诊发明》及历史上其他多家脉论精华,于1564年(明·嘉靖43年)编著成《脉诀》,即《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为李时珍晚年所著,以号命书,是为“濒湖脉学”。《濒湖脉学》撷取明以前脉学之精华,载有二十七种脉,书中对于其中同类异脉的鉴别要点及脉象主病,均编成歌诀.便于记诵。本书说理透彻,形象生动,易学易记,适合中医基层医务工作者和脉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该书语言简明,论脉清澈,不但把临床复杂脉象总结归纳成基本的27种脉象,而且还把主要内容,即脉象、相类脉鉴别、脉象主病,皆以韵文歌括形式撰述,便宜诵记,因此上其书流传深广,历来受医家推崇。 《濒湖脉学》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实为中医典坟之作,是李时珍对中医学的巨大贡献。

张仲景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汉族,东汉南阳邓州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
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著作
《伤寒论》张仲景
1、《伤寒杂病论》(已经失传,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书中全面阐述了中医的理论和治病原则,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1] 。
2、《伤寒论》,晋代太医王叔和根据自己搜寻到《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的轶文整理而成。
3、《金匮要略》,宋代王洙、林亿、孙奇等人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伤寒杂病论》残简,将关于杂病的部分整理成册,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
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研究
1.《张仲景》
2.《张仲景用方解析》
3.《张仲景医方精要-金匮篇》
南阳医圣祠内人们纪念张仲景 4.《张仲景医方精要-伤寒篇》
5.《张仲景方剂学》
6.《张仲景药物学》
7.《张仲景方剂现代临床应用》
8.《张仲景疾病学》
9.《张仲景方剂实验研究》
10.《张仲景方方族》
11.《张仲景养生学》
人物生平

乱世立志

东汉末年,我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 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 当时社会,人心涣散,朝政不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医圣——张仲景
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府衙自顾不暇,为争权夺势,发动战争。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不怕累。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他。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颙对他颇为了解,曾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颙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205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撰写医书《伤寒论》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汉代从汉武帝开始实行举“孝廉”“良才”的选官制度,“举孝廉”,这是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它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东汉末期多举世家子弟,仲景承袭家门,在灵帝时(约公元168~188年),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官场。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长沙郡:秦置,下辖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宋、桂阳等9县,治所湘县【今长沙市】。长沙太守,类似今天湖南省省长)。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这时候,东汉王朝动荡不安,为了避乱,张仲景辞官来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与世长辞。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 为人医风张仲景为人谦虚谨慎,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序文中说:“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张仲景引用孔子语录,在于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学习来获得知识。他特别表明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医学,请允许他扎扎实实地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张仲景还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伤寒杂病论》著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对后世中医著作影响甚大。他诊病和学习时遇到一丝一毫的疑问,即“考校以求验”,绝不放过,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和老百姓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张仲景医学理论对现代医学研究有重大贡献。而且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很大。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在河南省南阳还为他修建了“医圣祠”。解放后,翻修了“医圣祠”,并修建了“张仲景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奠定中国中医治疗学基础的医学家。

典故
张仲景是东汉时候的一位名医。他不仅治学态度严谨,而且医德高尚,一生为民医病,深受老百姓爱戴。人们尊称他为医圣,在南阳城东关修座“医圣祠”来纪念他。民间还流传许多他的故事。 襄阳访医张仲景年轻的时候,在医学上就有了名望。但他仍勤奋好学,四处查访名医,登门求教。这一年,张仲景的弟弟,要出外做生意,临行时说:“哥哥,我这次要出远门,你给我看看,日后有没有大症候!” 哥哥给弟弟抚了抚脉,说:“明年只怕你要长个搭背疮!”弟弟惊讶道:“哎呀!常听你说,疮怕有名,病怕无名,长个搭背疮,我眼看不见,手摸不着,怎么治呀?”
张仲景说:“不要怕!我给你开个药单,到时候,服了这付药,把疮挪到屁股的软肉上好了。日后谁识得搭背疮,就叫谁医治。谁治好了,要给我来个信。”弟弟放心地走了。
张仲景的弟弟到出门做了一年生意。第二年在襄阳,一天突然觉得脊背上疼痛,忙照哥哥开的药单取付药吃了。不几日,疮真的从屁股上发了。他求遍襄阳的郎中,这个说是疖子,那个说是毒疮,都不识得,后来,同济药堂有个名医“王神仙”,他看后笑了笑,说: “这原是个搭背疮嘛!是谁把它挪到屁股上啦?”回答:“是我哥哥挪的”。王神仙说:“他既然能挪,一定能治啦!”张仲景的弟弟说:“他远在南阳,远水不解近渴。还望先生劳神治治吧!” 王神仙当下开了药方。张仲景的弟弟吃了药,又贴了几张膏药,不多久,疮就好了,他随即给哥哥写了封信。张仲景接到书信,十分高兴,立即准备盘费,打点好行装,步行奔襄阳而来。 这天一清早,襄阳同济药堂的大门前,站着一位身背行李、手拿雨伞的年轻后生,他向管家的央求说:“我从河南来,生活没有着落,请贵店收留我当伙计吧!” 王神仙闻声从药店走出来。他见后生年轻利落,就说:“好吧!我这里缺人,就收你当个炮制药材的伙计吧!”这个后生,就是张仲景。 从此,张仲景就在同济药堂住下来。他聪明好学,药理纯熟,不但熟悉各种中草药的性能,而且炮制药材,干得又快又好,没几天,就被王神仙替换至药铺当司药。他管司药,又管看病,店里的人有个头疼发热,也来找他诊治,大伙都称赞他是二先生! 王神仙看二先生确有两手哩,就让他做自己的帮手。王神仙抚脉看病,他抄药单;王神仙遇着疑难病症,抚了脉再叫他摸摸,好叫他明了病在哪里,怎样医治。张仲景把这些医理深深地记在心上,写在本子上,就这样度过了一年。 这天,一个骑驴的老者,匆匆来到药店,说他儿子得了急症候,请上王神仙去了。 约摸半个时辰,老者拿回个药方,来到药店取药。张仲景见药方内有毒药藤黄,知道病人肚内有虫,这味药是治虫的。但又见藤黄只开了五钱,就迟疑了一下,随后抓了药叫带走了。不一会,王神仙回来了。他下了驴,就要到后院歇息。张仲景忙走上前道:“先生慢走!病人很快还要来请的!” 王神仙惊奇道:“病人好啦,还来做什么?” 张仲景说“恕学生直言。藤黄能毒死人体内的虫,便要一两的量才行。先生只开五钱,只能把虫毒昏,等它返醒过来,会更凶恶。再用药也不灵了,只怕病人还有性命危险哩!” 王神仙听了,正在半信半疑,忽然那老者跟头流水地跑来,呼叫道:“王先生!不得了啦!我儿疼得死去活来,你快去看看吧!” 王神仙顿时慌了手脚,急得额上直冒冷汗,在店里左转右转不敢去。张仲景看了,笑着上前道:“先生,不管是吉是凶,学生冒昧,情愿替先生去一趟!”当下骑着毛驴走了。 这时候,病人疼得在地上直打滚。张仲景一看就知道是虫在作怪。只见他不慌不忙,掏出三寸银针,叫病人脱掉衣服,看准穴位,捻动手指,照着虫的头部刺了进去。 虫头被刺中,死命的挣扎。只听病人疼得哎哟一声,昏了过去。老者一看大惊失色。张仲景却呵呵笑着说:“别害怕,虫已经被刺死了!”说罢病人呻吟两声,醒了过来。 张仲景又开付泻药,让病人吃下。顷刻,一根尺把长的大虫被排泄出来,病人完全好了。王神仙知道后,又惊又喜,问道:“二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张仲景说:“我姓张名机字仲景,到这里拜师学医来啦!” 王神仙说:“哎哟哟,可不敢当!”立刻摆宴款待。后来张仲景回到老家,两人还相互交往,成了医学上的好朋友。
对病下药
张仲景在医学上出了名,还虚心地为同行医病,不失时机地向别的郎中学习。 从前,一些郎中们,只把医术传给自己的子孙,一般都不外传。那时南阳有个名医叫沈槐,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没有子女。他整天惆怅后继无人,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慢慢忧虑成病了。 当地的郎中们,来给沈槐看病,都缩一头。老先生的病谁也看不好。越来越重了。张仲景知道后,就奔沈槐家来。 张仲景察看了病情,确诊是忧虑成疾,马上开了一个药方,用五谷杂粮面各一斤,做成丸,外边涂上朱砂,叫病人一顿食用。 沈槐知道了,心里不觉好笑!他命家人把那五谷杂粮面做成的药丸,挂在屋檐下,逢人就指着这药丸把张仲景奚落一番。 亲戚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谁见过五谷杂粮能医病?笑话!笑话!” 朋友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谁一顿能吃五斤面,真滑稽!滑稽!” 同行的郎中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我看几十年病,听就没听说过,嘻嘻!嘻嘻!”他一心只想这件事可笑,忧心多虑的事全抛脑后了,不知不觉地病就好了。 这时,张仲景来拜访他,说:“恭喜先生的病好了!学生斗胆在鲁班门前耍锛了。”沈槐一听恍然大悟,又佩服、又惭愧。张仲景接着又说:“先生,我们做郎中的,就是为了给百姓造福,祛病延年,先生无子女,我们这些年青人不都是你的子女吗?何愁后继无人?” 沈槐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内心十分感动。从此,就把自己的医术全部传授给了张仲景和其他年轻的郎中。
巧“治”府台
东汉年间,南阳有个府台,他干了很多坏事,人们气恨他,巴不得找个出气的机会。 这年,府台的女儿有病了,一连几个月,遍求名医,也治不好病。这天,府台派家人去请张仲景,来给女儿看病。那阵子,伤寒病正游行,张仲景每天早出晚归,到乡下给老百姓医病,只有儿子在家。他们就把张仲景的儿子请了去。 张仲景的儿子常年随他学医,也是个知名的郎中。他来到府衙,询问了小姐的病情,府台夫人没张嘴,泪就先落下来:“唉呀!她面黄肌瘦,茶饭不进,还不住歇地呕吐呢!”说着说叫女儿诊脉。 那时候,年轻郎中给女子看病是不能见面的。所以只好从帘帏中牵出一根红线,一头拴在小姐的中指上,一头让张仲景的儿子拉着,放在耳朵边静听。他仔细听了好久,心里不觉好笑:哈哈!就这病竟没人看得出吗? 原来府台的女儿是怀孕啦!可他并不知道“病人”还是个没出阁的姑娘,就高声朝着府台说:“恭喜大人!小姐没有啥病呀,她是喜脉!你快要当外爷了!”府台一听气得浑身乱颤,嚎叫道:“混帐东西!纯是一派胡言,快把他赶出去!”家人一拥而上,把他痛打一顿,赶出了府门。晚上,张仲景回来听了,心里十分气愤,他问儿子:“你果是看得真?”儿子说:“确确实实是怀孕,已经六、七个月啦!”张仲景沉吟了一下,说“这个府台,干尽了坏事,明天找他出气去!”第二天,张仲景吆喝着邻居,带着礼品,来到府衙,正赶上全城绅士和名流在那里议事。张仲景见府台施一礼,说:“不肖之子医理不明,口出不逊之言,望大人海涵!今天,一来赔礼道歉,二来我要亲自给令爱诊脉医病!” 府台一听大喜,忙说:“贱女区区小痒,何劳先生大驾呀!”说着就要设宴款待。张仲景说:“还是先给令爱诊病要紧。”府台忙叫佣人把女儿请出来。张仲景观那女子气色,早已明白了几分。暗用右的小姆指甲剜了一点药,藏在宽大的袖中,然后端坐给小姐抚脉。 张仲景一抚脉,果然此妇向孕六七个月啦!就对病人说:“张开嘴巴,看看舌苔!”小姐刚张开嘴,他就弹动右手小姆指,把药弹进小姐嘴中,又叫端来开水,小姐喝了。张仲景这才笑呵呵地对府台说:“药到病除,送令爱到耳房观察,一会儿就会好的。” 府台十分感激,摆上酒宴招待。他刚端起酒要敬张仲景,耳房边传来了小姐的呻吟声,府台有诧异,张仲景说:“这是药力到了,你放心,令爱顷刻就会痊愈的!” 话音未落,只听哇哇的婴儿哭声从耳房传来。府台和夫人猛地惊呆了,一时羞得面红耳赤,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那些绅士名流也惊奇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暗暗发笑。 张仲景拍案而起,哈哈大笑,指着府台说:“现已真相大白你们口口声声礼义廉耻,干的却是男盗女娼呵!”府台和夫人听了,气得晕了过去。张仲景为百姓们出了气,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张仲景与饺子
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的时候,正赶上那年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 回到家后,由于张仲景的名声早已经闻名天下,所以很多人上门求医。张仲景有求必应,整天都很忙碌,可虽然上门求医的人很多,可张仲景依然挂念那些冻烂耳朵的人。 经过研究,他研制了一个可以御寒的食疗方子,叫“祛寒娇耳汤”。 他叫徒弟在南阳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是冬至,舍的药就是“祛寒娇耳汤”。 祛寒娇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祛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 面皮包好后,样子象耳朵,又因为功效是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叫“娇耳”。 张仲景让徒弟给每个穷人一碗汤,2个“娇耳”,人们吃了“娇耳”,喝了汤,浑身发暖,两耳生热,再也没人把耳朵冻伤了。 当初张仲景在长沙任职的时候,就在平时经常为老百姓看病,很受群众的爱戴。退休以后,长沙的百姓每年都派代表到家乡去看望。 俗话说,医生难治自己的病。张仲景也是人,不是神。 有一年,张仲景病了,他自己也知道,生命的灯油就要烧干了。 长沙来看望他的人说,长沙有一个风水很好的地方,想让张仲景百年之后在那里安身,可南阳的人不干了,双方就争吵起来。 张仲景说:吃过长沙水,不忘长沙父老情;生于南阳地,不忘家乡养育恩。我死以后,你们就抬着我的棺材从南阳往长沙走,灵绳在什么地方断了,就把我埋葬在哪里好了。 在那一年的冬天,张仲景驾鹤西去了。寿终的那天正好是冬至。 当送葬的队伍走到当年张仲景为大家舍“祛寒娇耳汤”的地方的时候,棺绳忽然断了。 大家按照张仲景的嘱托,就地打墓、下棺、填坟。两地的百姓你一挑、我一担,川流不息,把张仲景的坟垒得大大的,还在坟前为他修了一座庙,这就是现在的医圣祠。 张仲景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祛寒娇耳汤”的,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 “祛寒娇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改进,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了阖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张仲景的名字却很少有人提到了。
“堂”的来历
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期间,正值疫疠流行,许多贫苦百姓慕名前来求医。他一反封建官吏的官老爷作风,对前来求医者总是热情接待,细心诊治,从不拒绝。开始他是在处理完公务之后,在后堂或自己家中给人治病;后来由于前来治病者越来越多,使他接应不暇,于是他干脆把诊所搬到了长沙大堂,公开坐堂应诊,首创了名医坐大堂的先例,他的这一举动,被传为千古佳话。 后来,人民为了怀念张仲景,便把坐在药店内治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这些医生也把自己开设的药店取名为“××堂药店”,这就是中医药店称“堂”的来历。

贡献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人,为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他公元205年写的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未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与宦官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军阀、豪强也为争霸中原而大动干戈,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一时里战乱频仍,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离失所者不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数。 《伤寒杂病论》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一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 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 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建安年间,张仲景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其它旧病)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伤寒杂病论》的体例是以六经统病证,周详而实用。除介绍各经病证的典型特点外,还叙及一些非典型的症情。例如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属表证,为太阳病。但同是太阳病,又分有汗无汗,脉缓脉急之别。其中有汗、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风的桂枝汤证;无汗、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操者,又属大青龙汤证。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医家可执简驭繁,应付各类复杂的证候都能稳操胜券。除了辨证论治的原性之外,张仲景还提出了辨证的灵活性,以应付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诊断方法。即辨证必须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如果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就应该根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证情本质,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阳证见阴脉、表证见沉脉。和证实脉虚,其实质都是证有余而脉不足,即当舍证从脉而救里;而阴证见阳脉,提示病邪有向表趋势,里证见浮脉,多提示表证未尽解;证虚脉实,则宜舍脉从证。脉、证取舍的要点是从“虚”字着眼,即证实脉虚从脉,证虚脉实从证。这无疑为医者理清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症情,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纲要性条例。 对于治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与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各三两),即为桂枝汤;若加桂枝三两,则可治奔豚气上冲,若倍芍药,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若桂枝汤加附子、葛根、人参、大黄、茯苓等则可衍化出几十个方剂。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尤其是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恼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瓜蒌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另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 《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张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后该书流传海外,亦颇受国外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纪念
1、农历正月十八张仲景诞辰大型纪念活动。 2、农历每月初一、十五民俗祭祀活动。 3、每年举办一次张仲景医药科技文化节。
故里
故里简介 医圣祠 医圣祠,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河南省第三大城市南阳市城东温凉河畔,它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医学家、世界医史伟人、被人们尊为"医圣"的张仲景的墓祠纪念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医圣祠座北朝南,占地约17亩,其始建年代无确考,后经明、清多次扩建。解放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祖国医学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工作,曾多次拨款对医圣祠进行修葺。现大门为仿汉建筑,一对子母阙耸立门前,气势宏伟,金碧辉煌,阙上的彩绘朱雀傲视蓝天,翩翩欲飞,医圣祠是一组具有汉代艺术风格的建筑群,博大雄浑,巍峨壮观。正院有山门、中殿、两庑;偏院有医圣井、医圣桥、素问亭等。大门内十米许为张仲景墓。 涅阳 张仲景故里一说在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另说在镇平遮山镇 ,东南现立高3米,宽0.65米的“医圣张仲景故里”碑一通,1993年,穰东镇政府划该镇仲景路东端6600平方米,作为张仲景纪念地。外围筑1.5米高透景护拦墙,纪念地内建张仲景纪念塔及医圣宫。塔为齿形四柱,自下而上,逐渐收敛交合为顶。塔顶有转盘彩灯两层,共计塔高30米。塔内耸立10米高的医圣汉白玉塑金雕像,医圣右手握《伤寒杂病论》,左手持中药灵芝。像前设敬拜医圣台。医圣纪念塔下,建医圣宫两层。一层为地宫,占地300平方米,内设医圣:从小立志、茅山求教、研究中草药、针炙八卦传统治疗、发明人工灌肠术、发明人工呼吸术等20尊学习、创作、发明塑像,宫壁皆绘汉画图。医圣宫第二层,建筑面积80平方米。内设医圣长沙大堂行医塑像五尊,晚年著《伤寒杂病论》塑像两尊。一宫壁记载医圣故里简介及医圣宫简介。宫外围,三面建仿古式单层仲景医院。医圣雕像正面一侧,设左右石梯,可拾梯而上至宫顶纪念塔,石梯有石柱、石狮、石栏板构成。两梯下端正中立“医圣故里碑”一通。碑高2.5米、碑后筑有香台。[2] 故居位置 张仲景故里张寨村位于邓州市穰东镇西1.5公里。紧靠豫53线,进出交通便利。东距南阳卧龙岗30公里,西距邓州花洲书院、雷锋展览馆等景区30公里,距内乡县衙70公里。穰东(古涅阳)张仲景故里位于南阳城西遮山镇张湾村。 保护建设 张仲景纪念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正筹建凉亭、拱桥、假山、药葫芦塘等建筑设施。[2]

影响
有关张仲景的事物有张仲景六味地黄丸。在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 张仲景治疗伤寒热病,有独特的功效,其用药的要点在于精,简,直中病情,不象现代中医那样,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为后世中医的楷模和学习的典范。 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又称《仲景伤寒论》。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 张仲景为人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部著作当中体现出来的“辨证论治”的重要医学思想,可以说,它的出现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使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是中医的“正治法”;而使用温热的药物治疗,就属于“反治法”。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都是用于治疗热性疾病的,相同的症状,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何区别和选择呢?就是要辨证。不仅仅是表面的症状,还要通过多方面的诊断(望闻问切四诊)和医生的分析(辨证分析)得出证候特点,才能处方。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诊断方法,就是张先师著名的“辨证论治”观点。这种理论的形成,正是建立在精深的医理和严密的辨证分析的基础上的,它彻底地否定了仅凭症状来判断疾病性质和治疗方法的主观诊断法,也就确立了中医的又一重要支柱理论——“辨证论治”的原则.奠定了后世中药临床学的理论基础。 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长盛不衰,至今仍能傲立于世界医林的“拿手绝活儿”,也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综合分析疾病的性质,因人、因病、因证来选方用药,这才符合变化的病情和不同体质的病人,才能做到药到病除。也可以说,整部《伤寒杂病论》就是针对当时医生不能具体分析,准确方用药而著述的一部“纠偏”之书,其中许多条文都是针对所谓“坏症”,就是医生误治后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纠正性治疗的。 同时,书中提出了治疗外感病时的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就是将病邪由浅入深地分为6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的症状特点并 衍生出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用方和选药就可以局限在某一范围,只要辨证准确,方子的运用就会有很好的疗效。这种方法后人称为“六经辨证”,但“经”绝不同于经络的“经”,它包含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书中的113首处方,也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人称作“经方”,运用得当,常能顿起大病沉疴,因此,《伤寒论》也被称为“医方之祖”。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被后世医家誉为"万世宝典"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张仲景高尚的医德和医学上的贡献, 使他在中国医学史上享有殊荣。 汉代以后, 研讨伤寒杂病论的论著超过五百家, 张仲景的声誉远远超越了国界, 特别是在日本,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 影响很大. 今天日本的汉方处方和成药制剂中, 大部分仍是张仲景 以后的中医医学院校的学生都以张仲景为楷模,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世的探索。

神农氏


尊为始祖
炎帝与黄帝是华夏始祖。《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陕西武功漆水河)成,炎帝以姜水(陕西宝鸡清姜河)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是中国历史最早记载炎帝、黄帝诞生地的史料。后来,两个部落争夺领地,展开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两个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汉族),华夏族在汉朝以后称为汉人,唐朝以后又称为唐人,但是一直没有弃用华夏族称谓。炎帝和黄帝也是中国文化、技术的始祖,传说他们以及他们的臣子、后代创造了上古几乎所有重要的发明。母为有娇氏女,名曰女登,是少典的正妃。生炎帝。长于姜水,故有“姜”姓之称。
来历传说
炎帝跟黄帝同时代,且均带有传说色彩。从古到今,被视为中华民族始祖象征的炎帝就是与黄帝齐名的炎帝神农氏,据传生于陕西宝鸡姜水(现宝鸡市清姜河流域)。 姓:伊耆,也姓姜,氏:烈山氏,号:神农(神农也是氏,可能是这一部落区别于其他部落的称呼,神农氏即对该部落或部落首领的称呼) 名:石年(石年这名极有可能是后世之人所加) 诞辰:农历四月二十六日 出生地:陕西宝鸡姜水 生母:任姒(名女登,有娇氏之女,有熊氏少典之正妃)
生平事迹
涿鹿之战
主词条: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是距今约5000余年前, 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战争”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也是中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原始社会中晚期,逐渐形成了炎黄、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淮河下游以南的今豫、苏、皖交界地区的蚩尤部落(苗蛮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南向西北方向的中原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涿鹿之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据说蚩尤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牴,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族求援。 黄帝族为了维护炎黄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炎帝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相遭遇了。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一说72族),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族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并让“应龙高水”,即利用位处上流(《山海经》中曰灵山)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蓄水冲了蚩尤寨),以阻挡蚩尤族的进攻。 “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这很适合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适合于晴天气环境作战的黄帝族处境并不有利,曾经九战而九败(九是虚数,形容次数之多)。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就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族发动反击。其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炎黄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附众的氏族首长名叫少皞清的继续统领东夷部落联盟,并使东夷集团同自己的炎黄集团互结为同盟,形成了最初的华夏部落联盟。 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炎黄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涿鹿之战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阪泉之战
阪泉之战发生于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之间,通过这场战争,黄帝战胜了炎帝,炎帝归服了黄帝,从而形成了炎黄部落联盟,同时黄帝取代了炎帝在黄河流域各部落中盟主的地位。因此,这场战争是华夏族形成的奠基之战与关键之战。 这场战争的原因既有争夺领导权的因素,还有争夺宜农土地的因素。原来,黄帝与炎帝原先居住的姬水、姜水一带因黄河泛滥,逐渐不再适于畜牧业和农业生产,这样黄帝就首先带领部落开始东迁。据史学家考证,黄帝先是沿着北洛水南下,到达今陕西的大荔、朝邑一带,之后又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向东北迁移,沿着桑干河来到现今张家口市涿鹿一带。
华夏形成,华夏是古代中国中原及其以东地区各部族的联合称谓,即对“诸华”和“诸夏”各部落的合称。据部分史学家的研究,炎黄时期,中原周围地区古代的部族可分为炎黄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炎黄集团在涿鹿之战中战胜蚩尤之后,苗蛮集团向南方收缩退却,炎黄集团则东进和东夷集团融合,形成最初的华夏部落联盟,到春秋时期又基本和南方的苗蛮集团基本同化,成为秦汉间所谓“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 华夏族以炎黄族和东夷部落联盟为主体。炎黄两部族最初居住在陕西,融合后逐渐东迁。黄帝族顺北洛水南下,又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太行山向东北发展,形成晋南的黄河一带许多黄帝族方国群。炎帝族也有一部分顺渭水东下,沿黄河南岸向东发展,形成较多炎帝族方国。他们在东进过程中,和东夷部落联盟不断融合,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 阪泉之战是黄帝与炎帝之间为争夺大华夏部落联盟首领而进行的战争,炎帝族战败,和黄帝族融合,炎黄势力壮大。其后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打败了苗蛮集团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势力扩大至今日的山东境内,和原来在山东境内的东夷集团容合。上古大华夏部落联盟最终形成,中国至此进入了华夏时代。据载虞、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华夏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便逐渐确立了。
活动区域
炎帝部落作为早期华夏族的主干,在其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其迁移和活动空间也 必然是从点到面不断扩展扩大的,已有多处地方留下有关炎帝生平、发祥地及其活动区域的传说与历史遗迹。其中有陕西、湖北、湖南、山西、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就发祥地的说法而言:影响较大的有陕西宝鸡说、湖南九嶷山说、湖北随州说,,“黔中”(黔中即今湖南沅陵西,包括今会同)说。其中应以“宝鸡说”较为确信。 其中,陕西宝鸡的炎帝,是以粟作农业为主,因此他是北方粟作农业的代表和北方农业文明的奠基人,可称为“北方炎帝”。由于炎帝时代没有文字,更谈不上史籍记载了。于是,中国各地农耕文明的奠基人。只有北方的炎帝依据传说而名垂千古;由于各种各历史原因,南方炎帝”(南方的农业奠基人)则因为华夏早期以北方为中心的文化传播途径所限,其影响范围和知名度相对于“北方炎帝”应该是相对较少。炎帝在南方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其对华夏农耕文明的贡献绝对不亚于北方炎帝”,因为湖南发现了早于炎帝数千年距今1.2万年的人工栽培的稻谷。根据史籍记载和2009年5月一些专家在湖南会同的考察,可以初步断定,湖南民俗学者阳国胜提出的“炎帝故里会同说”是有一定根据的,湖南会同就是“南方炎帝”发祥地。《晋书》卷92《文苑传·伏滔》说炎帝生于“黔中之地”,炎帝又号“连山氏”。为炎帝出生地提供了史籍上的证据。再根据阳国胜提供的《“炎帝故里会同新说”证据材料》,参以2009年5月一些专家在湖南会同的实地考察,“炎帝故里会同说”的证据则更充分了。会同境内也有常羊山,它既是炎帝的出生地,也是炎帝的居住地,更是炎帝尝百草、获嘉谷之地。炎帝所尝“断肠草”,据阳国胜说,该草“据《本草纲目》记载即"钩吻",钩吻只适宜生长在长江以南部分地区。”阳国胜还根据自己对古籍和古地名的研究和考证,认为连山就是今会同的连山;炎帝所出生的华阳之常羊山,其“华阳”指巴蜀地区(会同在其地望内),“常羊山”则指会同连山境内的常羊山。与连山一山之隔的马鞍乡境内有“神农山”“神农庙”。相传炎帝发明了“茶饮”,连山至今还完整地保存一个“茶亭庵”(遗迹在北方炎帝故里似未见到,会同保存的“茶亭庵”正好说明了炎帝在南方的特色)。炎帝“日中为市”的传说广为流传,会同连山地区称“日中为市”为“赶连山”。如此等等,这些都为炎帝研究打开了一条新思路。
主要成就
炎帝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工基础。耒耜的使用和种五谷,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大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类由原始游牧生活向农耕文明转化创造了条件。 立市廛,首辟市场。据《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中国货币,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治麻为布,民着衣裳。原始人本无衣裳,仅以树叶,兽皮遮身,神农教民麻桑为布帛后,人们才有了衣裳,这是人类由朦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的重大一步。 作五弦琴,以乐百姓。据《世本·下篇》载,神农发明了乐器,他削桐为琴,结丝为弦,这种琴后来叫神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能使人们娱乐。 削木为弓,以威天下。神农始创了弓箭,有效地防止了野兽的袭击,有力地打击了外来部落的侵犯,保卫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成果。 制作陶器,改善生活。在陶器发明前,人们加工处理食物,只能用火烧烤,有了陶器,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还可以贮存物品,酿酒,消毒。陶器的使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对人类的饮食卫生和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促使人们有规律地生活,按季节栽培农作物,炎帝神农还立历日,立星辰,分昼夜,定日月,月为三十日,十一月为冬至。 炎帝管理部落,治理天下很有方法。他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智贵于人,天下共尊之。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勤,不罚而邪正,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人民无不敬戴。 炎帝还是中国教育的始祖。他教民使用工具,教民播种五谷,教民医药,教民制陶、绘画,教民弓箭、猎兽、健身,教民制琴、教民音乐、舞蹈,还教民智德。可见,炎帝时期,德、智、体、美得到了全面重视和发展。 炎帝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炎帝精神,首要的是创业精神,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炎帝精神使中华后裔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摆脱愚昧和野蛮,追求先进与文明。这种精神使华夏民族获得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至于炎帝的出生地,至今没有定论,事实上炎帝是一个神化了的人物,它代表的是远古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改造自然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在今天,“炎帝”和“黄帝”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被载入世界文明的史册,中国人也称为“炎黄子孙”。故事新解 在神农氏的诸多事迹当中,最为人们称道和熟悉的是制耒耜、种五谷一事,这也正是神农氏之被称为“神农”的原因所在,“神农”一词中的“农”字就完全体现了这一伟大创举。
农业方面,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由渔猎转入农耕的氏族部落,炎帝神农氏族创造了中国的农业文化。 农业包括种植、收获储备、加工食用三大步骤。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前的采集渔猎时代早期, 收获储备与食用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过程,人们采集而储备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食用的,人们食用的东西也经常是现采现吃,并不一定是先前储备的东西,而且人们储备的食物也往往不是植物种籽。伴随着陶器的出现,人们才具备了安全有效的贮藏手段,因而能够长期储备食物和饮水,从而把采集储备和食用两个独立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形成大量获得植物种籽的需求。原始种植业开始于使用葫芦作饮水器具的伏羲氏时代,人们最早种植的是葫芦,在种植葫芦的过程中,人们积累比较丰富的种植技术。到了女娲氏时代,也就是陶器时代,种植技术和对植物种籽的需求一旦结合在一起,农业的出现也就呼之欲出了。其实人们开始种植葫芦时,也不一定是因为需求而想到种植葫芦,很可能是儿童出于爱好和玩耍开始了葫芦的种植。其原因有三:一是儿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照顾、保护和管理他们的“劳动”成果;二是葫芦籽颗粒大洁白,深受人们喜爱;三是葫芦籽颗粒大而容易播种操作。中国许多地方民间存在着禁食葫芦籽的风俗,大人们会用“吃葫芦籽会长包牙”之类的话吓唬小孩子,说明人们对葫芦籽的重视和保护,也暗示了葫芦栽培历史的悠久。当我们的祖先把种植葫芦转向种植草类植物获取食用的种籽时,原始农业就诞生了。 吃草治病并非人类独有。许多动物都有吃药治病的现象,说明早在人成其为人之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本能地积累了许多草药知识。原始农业兴起后,出于寻找更好的农作物种类的需要,人们在尝食植物的同时会更加注意了解植物的特性,不仅注意有毒没毒、可吃不可吃,更会注意了解不同植物种类、不同部位、不同器官的苦辣酸甜味道,以及寒温特性等,从而结合原有的草药知识形成医药概念,开始了医学探索。也就是说,医药概念是伴随着原始探索驯化植物为农作物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无意插柳柳成荫”式的发明。这应该就是神农氏发明医药的历史真相。 要大量种植农作物,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并驯化使之成为作物品种,比如稻、黍、稷、麦、菽五谷;其次要有农具,比如耒耜;三是要掌握农时。这些都需要长期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即使一个人终其一生也绝难做到。所以说,神农氏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代。 在农业发展的早期,主要技术进步表现在驯化野生植物上,经过尝百草和试种,古人们初步确定了适合栽培的几种主要野草,野草种类因地区而不同,收获的种籽除一部分被食用外,人们会选择饱满的籽粒留作种子,这其实就是对野生动植物的驯化过程,使得栽培植物和养殖动物与其野生原种的差异越来越大,而分别成为农作物和家畜。中国人非常重视留种工作,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作物种子,甚至有“饿死不吃种子”的说法。这一习俗更加有利于农作物品种的选育工作。可以推测,在神农氏中期,中国就已经基本培育出各主要农作物品种,即五谷。
农业书籍
与农业相关的部分著述(据严可均辑录《全上古三代文》: 《神农之禁》: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群书治要》《六韬·虎韬篇》引《神农之禁》) 《神农之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什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管子·揆度》) 《神农之法》: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文子·上义》《淮南子·齐俗训》「不耕不织」上皆有「而」字。又《吕氏春秋·爱类》引《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 《神农之教》:有石城十仞,有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汉食货志》晁错引《神农之教》) 《神农占》:正月上朔,有风雨。三月谷贵,石五百钱。八月有三卯,旱,麦大善。无三卯,麦不善。凡虫食李,则黍贵。食枣,粟贵。食杏,麦贵。食荆,麻贵。食桑,丝贵。正月上朔日,风从东来,植禾善。从南来,植黍善。从北来,稚禾善。四月四日,风从东来,植豆善。西来,四日至七日,中豆善。七日至十日,稚豆善。十四日无风,不种豆。从冬至日到来年,满六十日,有大风雨折树木,麦大善。从平朔至食时,植麦善。至日中,中麦善。至日入,稚麦善。常以夏至後九十日可种。四月朔日,风从东来,从平明至辰时,植黍善。至日中,中黍善。至日入,稚黍善。月朔日入,清明蚕善。正月有甲子,籴初贵後贱。正月上辛,温者善,风寒者不好。(《开元占经》一百十一) 据《庄子·盗跖》记载:“神农之世,卧则民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据此而言,炎帝神农氏生活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吕氏春秋·爱类》又言:“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不绩者,则天下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这说明炎帝神农氏时代又已出现“身亲耕,妻亲织”的家庭形式,这又是父系氏族社会产生的标志。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炎帝神农氏时代是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代,是人类社会文明初创的时代。根据考古发现,并按照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进行推断,这个时代距今6000年至5500年左右,早于黄帝轩辕氏时代数百年,而某些史书中所记载的炎帝、黄帝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乃至黄帝降服炎帝的说法,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发展规律的。
文化方面 炎帝文化是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源,是凝聚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民族之魂,更是激励华夏儿女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创新奉献的精神之光。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以各自的伟大历史功绩,均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受到普天下炎黄子孙的世代崇敬。 据《周易》《管子》等先秦文献的有关记载,以黄河流域,尤其是渭水流域为主,以及长江流域包括湖南多处发掘考证的距今七千至九千年的古文化遗存表明,炎帝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相传炎帝始种五谷以为民食,制作耒耜以利耕耘,遍尝百草以医民恙,治麻为布以御民寒,陶冶器物以储民用,削桐为琴为怡民情,日中为市以利民生,剡木为矢以安民居,重演八卦以探天象,后在南巡中为民治病采药,日遇七十毒而不辍,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炎帝功昭日月,德泽后世。他所开创的原始农耕文明,使先民们改变了茹毛饮血、以渔猎和采集野果为全部生活来源的状态,开始走上创造性的社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绿色革命”。特别是世代流传的炎帝率领众先民鏖战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创新精神,厚德载物的民族团结精神,更是中华民族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精神产生的源头和典范。 炎帝在神农时代开创了丰富多彩的原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此而形成的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融合为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炎黄文化博大精深,绵延不衰,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不息,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海内外炎黄子孙都有着对自己伟大民族和共同祖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炎黄文化已成为维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爱国情结的巨大精神力量。 2001年10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帝陵基金会和株洲市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到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人类文化是影响和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着眼于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既大胆借鉴和吸收外国的有益文化成果,又重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为此,我们要加强对炎帝文化的研究,弘扬炎帝的崇高精神,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加快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制陶方面 在考古中,属于炎帝神农时期文化的随州冷坡垭遗址、西花园遗址、枣阳雕龙碑遗址,出土了大的陶器。其中以夹砂黑陶和夹砂灰陶为主,泥质黑陶、灰陶、夹砂粗红陶次之,泥质红陶较少,泥质白陶最少。除少量的素面陶外,纹饰有篮纹、附加堆纹、凹凸弦纹、方格纹、镂孔刻划纹、绳纹、叶脉纹和少量的彩陶等。器形有鼎、罐、厚胎喇叭形红陶环、陶纺轮、碗、盆、圈足盘、器盖、瓮、尖底缸、长颈壶、四足方鼎等,这一发现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制陶文化,提供了有利的参考。说明当人们已经掌握制陶技术,且陶器被人们广泛使用。制陶工艺逐渐从简单的形状向美观、大方的方向发展,这也带动了社会向新的发展方向前进。
贸易方面 原始社会物质生产的充盈,带来了产品的剩余。从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炎帝神农之时原始产品交换开始萌芽。《易.系辞》云:"神农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说炎帝神农为了解决大家的剩余产品,设立了集市,让大家相互交换,从而出现了中国社会原始的商品交易,加速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向奴隶社会的私有制转变,为孕育新的社会体制埋下了伏笔。 中医学方面 《淮南子》记载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路史.外纪》亦云:炎帝神农氏"磨蜃鞭茇,察色,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害,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韩非子·五蠹》说:"民食蛤,腥躁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记载描述了炎帝神农氏及先民们在采集活动中,逐渐发现,由于误食了某些动植物,会发生呕吐、腹疼、昏迷、甚至死亡。吃了某些动植物,能消除或者减轻身体的一些病痛或解除吃了某些植物而引起的中毒现象。在渔猎生活中,又发现,吃了某些动物的肢体、内脏,能产生特殊的反应。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便能逐渐辨识许多动植物,了解它们的功效,遇到患有某种疾病,便有意选择某些动植物来进行治疗。正是这种以身实践和探索的精神,奠定了中国中医学的基础,开创了中华民族的中医学文化。后人为了纪念他,将中国的第一部医学著作命名为《神农本草经》。 社会文明方面 生产力的提高,使人们的生活相对稳定下来,人们不再为了生活四处迁徙,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这带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齐俗训》云:"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天下为公、团结友爱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而从发掘出的墓葬来看,当时以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且在婚姻制度上有了缔结和嫁娶之礼,使家庭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人们对家庭的道德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 其他研究方面 同时,原始农业还带动了人类对天文、地理、气象的研究。在原始社会里,刀耕火种在很大一方面只能望天收,遇到自然灾害,就有可能导致颗粒无收,对于炎帝神农氏族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史书曾有详细的记载。《白虎通》云: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杨泉理论》说:“神农始治农功、正气节、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故历日”。《主术训》云:"昔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时尝。"这无不反映出当时为了获取更好的收成,人们对天文、历法、气象、水利、土壤、种子等知识和技术的研究,这也成为原始社会开拓农业文化的泉流。
人物评价 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黄”是指黄帝,而“炎”就是指神农。他和黄帝一样,不但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位英雄和领袖,而且还是道教神话中的重要人物。
  神农是伏羲之后的部落首领,被称为炎帝。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他在中国各地旅行,采集各种植物,从中发现可以治病的草药,并把有毒的挑选出来告诉人们,对中国的医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传说他是一位神奇的人物,他的母亲在梦中感受到龙的气,怀孕后生下了他。据说他长着人的身躯,却有牛的脑袋,出生后3天就会说话,5天就会走路,7天就长出了牙齿,长大后,他身材高大,将近3米。后来他向一位神仙请教医术,得到一本书。读了这本书后,他就理解了人得病的原因。于是,他派人到各地去采集药材,然后亲自品尝是否有毒,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甚至一天就尝70多种。就这样,他总共配制了365种药,能治400多种病。据说他就是因此而中毒死去的。传说他还发明了蜡烛,后来就被人们尊为照明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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