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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研究述评


出处:中国中医药报

《神农本草经》的由来

《神农本草经》是中医药理论体系形成的四大标志之一,奠定了中药学基础,中药理论体系便由此发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
《神农本草经》历来又被简称为《本草经》,之所以将其冠以“神农”,是因为在西汉及其此前,“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讬之神农、黄帝而后始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显然,这是当时的学风使然、文化背景使然。对于该书而言,托名“神农”不仅仅是一种托辞,而且既有相当长的历史渊源,又有相关的史料为依据。
据现存史料记载,早先是将农耕活动与神农发生联系的,将三皇中的炎帝称为“神农”就是明证,认为他就是最早的农业专家并教人稼穑。《孟子·滕文公》中就有相关的记述。据班固整理上古的文献之中,有关“神农”治农内容的资料就有20篇之多,并认为“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汉书·艺文志·农家类》)。在《吕氏春秋》中早已有类似的记载,认为“神农身亲耕,妻亲绩”。班固对此补注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汉书·艺文志·农家类》)。这里不但将“神农”与古代农事活动联系在一起,还诠释了为何将炎帝尊为“神农”的理由。
本草类中药属于古代农事活动乃至现代的大农业范围,这是人所共知之事,这也是古人将本草乃至中药学知识与“神农”挂钩的理由之一。加之人类为了生存,要与饥饿、要与疾病作斗争,这都与本草无法分开。植物类食物绝大多数都是药、食两用的,古人在将炎帝与农业联系,以及对本草类药物深刻认识的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将药物、本草与其联系并托附于他。因此,西汉陆贾就持这一观点,认为上古时代,“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四库备要·子部·新语卷上》,中华书局,1955年)。西汉刘安对这一说法有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蛂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润,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四库备要·子部·淮南子·修务训》,中华书局,1955年)。司马迁将古人对炎帝与医药密切联系的认识作了总结,明确地指出,“神农,以赭鞭(鞭通‘辨’)草本,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和药济人”(《史记·补三皇本纪》)之后,世人便毫无争议地将本草、将医药创始之功归之于神农。因而汉晋以降,人们将传载古代有关药物知识的专著托名神农,便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了。
汉晋以后乃至今日,医药界之所以将传载治病疗伤的药物知识著作命名为“本草”,五代时期韩保升虽然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众”(《蜀本草》序)的解释,此解虽然不乏道理,但未畅明其旨,未能洞彻为何要用“本”字冠“草”的理由。复习古代相关文献之后可以这样认为:一是“本草”一辞在汉代已是政府的官方用语,并将专司“本草”的官职称为“本草待诏”(《汉书》的《平帝纪》、《郊祀志》、《游侠传》等)。二是汉代已将“本草”作为书名(《汉书·楼护传》),而且楼护还阅读过书名为“本草”的文献,这在当时其他医学文献中已将“本草”作为医用药物的专用词。如《汉书·艺文志·经方类序》就有“本草石之寒温”之语即是例证。三是因神农开创农耕以后,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可靠、稳定的饮食和药食两用的原料来源,无论是天然野生或者人工经过驯化栽培的植物,均是民众用以果腹乃至治病除疾之根本,因而以“本”字冠“草”。可见,“本草”作为药物专著不但由来已久,而且其意义深远。
(张登本 孙理军 汪丹 陕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神农本草经》的成书

根据目前能检阅到的文献,《神农本草经》之名最早见于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序。认为其成书于汉代的理由是充足的,不过称为《神农本草经》的时间稍晚。因为,一是三国东吴名医吴普著有《吴普本草》,这应当是从文献名录考据中为最早专载本草的著作了。若据《汉书·游侠传》中记述楼护在长安贵族亲戚家读“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的文献史料可知,汉代已有“本草”专著,而且早于三国医家的《吴普本草》,说明《吴普本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
二是西晋文学家张华(公元232~300年)撰著的《博物志》将《神农经》与《山海经》相提并论。张华参阅的《神农经》与《神农本草经》有何关系?是否就是《神农本草经》的简称?只要我们运用比较学的目光审视《博物志》引用《神农经》的内容就可看出端倪。如《太平御览》引用《博物志》的内容云:“《神农经》曰……上药养命,为五石之练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药养性,合欢蠲忿,萱草忘忧。下药治病,谓大黄除实,当归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痛之所以止,当其药应止痛也。违其药,失其应,即怨天忧人。”“药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入即杀人。一曰钩吻。卢氏曰:阴也,黄精不相连,根、苗独生者也。二曰鸱,状如雌鸡,生三川。三曰阴命,赤色,著木,悬其子,生海中。四曰内童,状如鹅,亦生海中。五曰鸩羽,如雀,墨头赤喙。六曰,生海中,雄曰,雌曰也。”“药毒有五物:一曰狼毒,占蟖解之;二曰巴豆,霍汁解之;三曰藜芦,汤解之;四曰天雄、乌头,大豆解之;五曰斑茅,戎盐解之。毒菜害小儿,乳汁解,先食饮二升。”至于《神农经》是否与《山海经》同代,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评价,虽然不能断定这些内容就一定是后来的《神农本草经》所载,但可以肯定《神农经》和《神农本草经》是内容十分相近,都是传载药物学知识的古代文献,都是梁齐陶弘景、初唐苏敬、宋代唐慎微编撰本草的文献史料和依据。
三是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不曾著录《神农本草经》,但决不能否认班固未检阅有关本草类文献的史实。其一,《汉书·艺文志》的《方技略》将所著录的文献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而且“经方类”的小序内容正是对西汉时期“本草”内容的介绍,“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至水火之齐(通‘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此序文不但运用了“本草”之辞,而且论及了药物的性质和作用。不仅谈到了方药的制备,药物的功效,而且论及了药物应用不当给人体造成的伤害。另外,班固还在《郊祀志》、《平帝纪》、《游侠传》等多处使用“本草”词语。其二,班固将“本草”文献归并到“经方”类中。因为在《方技略》中辑录的“经方”十一家,其中有九家是言方剂的,一家言各类剂型的制备,名曰《汤液经法》,有一家讲食物禁忌,名曰《神农黄帝食禁》。《汉书·艺文志》将此三类文献合称“经方”,显然是将“药”(本草)纳入“方”中。因为“方”因“药”(本草)而成,有“药”(本草)才能成“方”。这与表述楼护在长安贵戚家读“医经,本草数十万言”(《汉书·楼护传》)时只言“医经、本草”而不言“经方”的表达方法相仿佛。其三,据尚志钧考证,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当时“石渠天禄阁”藏书编撰而成,未能穷录阁中所藏之书,所以清代姚振宗又撰《汉书艺文志拾补》“方技略”就辑录散佚的“本草”文献有《神农本草经》三卷、桐君《药录》二卷、雷公《药对》二卷、子仪《本草经》一卷四种。这四本有关本草的文献可以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卷一序录中得到印证。因此,南朝梁齐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是以当时流传的《神农本草经》和其他版本的《本草经》为底本整理编著而成。
综上所述,汉代及其此前,已经有了《本草》专著,并有专司本草的官职官衔,即“本草待诏”。汉代及其此前,已经将“本草”“医药”与“神农”联系在一起,不但认为炎帝是教化民众稼穑的“神农”,而且是医药(主要是药物,即本草)的创始人。《神农本草经》作为书名最早见于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西晋张华《博物志》中认为与《山海经》齐名的《神农经》虽不能断然肯定就是世传的《神农本草经》,但两者传载的内容如出一辙。南朝梁齐陶弘景(公元456-536年)的《本草经集注》是以《神农本草经》及当时流行的其他《本草经》传本为底本编辑而成的。根据《本草经集注·序》对当时所见古本《神农本草经》混乱状态的评价所云:“此书(注:指《神农本草经》)应与《素问》同类,但后人更修饰之耳。”“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树无辨”以及“三品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的立场可知,该书载药365味之数由此确定。

《神农本草经》的流传变更

自从西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第一次提到《神农本草经》书名之后,张华《博物志》将其简言之为《神农经》,其中传载药物的内容经南朝齐梁陶弘景对当时载药分别为“595种、441种、319种”,至少三种不同传本的《神农本草经》进行整合,从中选定了365味药物及其内容,又从《名医别录》中选择了365味药物及其内容,共计730种,在保留上、中、下三品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药物的自然状态及临床所用,创造性地将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无用七大类。陶氏为了区分两种底本不同资料源的内容,采用“朱文”和“墨文”两色书写方式予以标记,这为后世识别《神农本草经》的原貌有十分重要的文献学价值。这就是他所说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草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为主”(《本草经集注·序》),此乃“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神农本草经·序》)。显然,“三百六十五种”之数是陶弘景确定的,《神农本草经·序》文中的“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也应当是出于陶氏之笔,只要认真研读两书之序,是不难得出这一结论的。
《隋书·经籍志》虽然转引了梁国阮孝绪《七录》中的五种《神农本草经》和9种《本草经》书名,但却无法知晓这14种古“本草”文献的具体内容。唐初经苏敬等人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补充了隋唐时期所增的药物,修编了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颁行的药典——《新修本草》(公元659年),又称为《唐本草》,共54卷,收载850种药物,并将陶氏的七类分法调整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和有名无用9类。在此同时,苏敬等人又亲自绘制和征集了相应的药图,编著了第一部药物图谱,这就是世传的《本草图经》。作为独立传本的《神农本草经》在《唐书·艺文志》中仍著录有3卷本和署名雷公集注的4卷本两种。为何从隋代至唐代著录的《神农本草经》传本数目减少了呢?最主要的个中原因是经过陶弘景和苏敬等人的精心整理修订,使本草的内容趋于全面、详尽、适用、规范,未经过整治的古本《神农本草经》也就失去了存世的价值。这可能是著录数量减少的最主要因素。其次,因战乱丢失,以及唐以前的各类文献书籍均为手抄本而不便于收藏等,也是十分可能的原因。
北宋初期,经刘翰等人,取《新修本草》、《蜀本草》校订,又参以《本草拾遗》内容,修编成《开元本草》(公元973年)。次年李昉予以重新修订,名曰《重订开元本草》,据其序言称:镂版时“以白字为‘神农’(注:指《神农本草经》)所说,以黑字为‘名医’(注:指《名医别录》)所传,‘唐’(注:指《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附。今附(注:指《重订天宝本草》所增),各加显注,详其解释”,全书共收载药物983种,此书已佚,但其内容被收录于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可见,《重订开元本草》收录《神农本草经》内容可能有三个途径:一是此书作者在修编时还见到《唐书·艺文志》注录中的《神农本草经》原著,因为在李昉编撰的《太平御览》(公元976年~983年)所载《经史》图书纲目中还有《神农本草经》的书名。李昉对《重订开元本草》重新修订时参阅了该书内容,其“序”言之“以‘白’字为‘神农’所说”亦可为此判断之佐证。二是凭借《新修本草》中传载的相关内容。三是依据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
之所以认为《重订开元本草》中有关《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取材于《本草经集注》的判断有两点理由:其一,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是从《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中各选365种药物集注而成,而《重订开元本草》所载的983种药物内容也是以这两书为主。其二,李昉等人借鉴了陶氏以朱、黑两色区别不同资料源的做法,让当时及后来者能识别《神农本草经》的古朴风貌。虽然《神农本草经》在北宋初期还尚存于世,但在天圣年间编撰的《崇文总目》(公元1023年~1031年)以及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掌禹锡编著的《嘉祐补注本草》所引《书传》中均无其书名,说明在北宋中期,此书已经亡佚,这也就是《宋史·艺文志》中没有著录的缘由了。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是蜀地出生于祖传医家唐慎微编撰而成(公元1056年~1093年),后来在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和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三次大的修定,更名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以下简称《证类本草》)。这也是当今人们能阅读到的《证类本草》。本书是以《嘉祐补注本草》为基础,总结了宋代以前药物学成就,共收载药物1746种,仍以“白文”与“黑文”区别《神农本草经》的古文献与别本文献。
《证类本草》在中国药物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地位,无论是对后来在海内外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本草纲目》诞生,还是对后人辑录《神农本草经》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若仅就后世多个辑录《神农本草经》版本言之,
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是文献取材的源头,人们无法从现存文献中觅寻比其更早的完整文献了。唐初《新修本草》和《证类本草》则是取材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后者。根据尚志钧先生考证,明代的卢复、清代的孙星衍和孙冯翼、黄奭、王闿运、姜国伊以及日本国的狩谷望之志和森立之等人所辑录的《神农本草经》本,悉以《证类本草》的“白文”为主,参以别本所载“本草”内容的文献(如《太平御览》等)整理而成。正因为各种辑录本中三品365种药物的主体内容源于《证类本草》的“白文”,而诸如药物的产地、生长环境、别名等相关文献参考了别的文献资料源,加之流传转抄的原因,这就使得诸家《神农本草经》辑录本之内容出现了大同小异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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